问｜绿茶

答｜雷颐 刘苏里 蔡天新

绿茶：书房对您意味着什么？请简要谈谈您的书房成长史，它对您的阅读、写作、研究和精神生活有着什么样的影响？

雷颐：喜欢读书，尤其是以文史为志业，当然想有一间自己的书房。很早就喜欢卡尔·波普尔，读他的传记，说到小时自家有一座小小的家庭图书馆，他经常泡在里面，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。非常羡慕，我想，他后来的成就与这座家庭图书馆不无关系吧。但在“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”“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”的年代，根本不敢奢想有一间自己的书房，更不敢想“家庭图书馆”了。喜欢读书买书，住房又小，书籍只能见缝插针。

由于住房太挤，好在工作单位离家不远，就把办公室当工作间，也就是我的第一间书房了。办公室两三人一间，也不宽敞，除常用书外，多数书只能装在纸箱里，见缝插“箱”，摞得高高的，经常为找一本书翻箱倒柜，本来纯脑力劳动，对我来说却是长期的“体脑结合”。有时觉得正好活动一下身体，也是一种休息，我们从小就熟悉的要消灭“三大差别”中的一项不就是“体脑差别”吗？我这不正是消灭“体脑差别”吗？有时一本书百般寻觅不得，好生烦恼甚至大为光火，严重影响写作。

近20年前，买了一套二手房，住房大为改善，毫不犹豫，将最大一间定为书房。于是放开手脚，大肆买书。没想到，不久就“满坑满谷”，其他房间，也都成为名副其实的书房，人被书埋陷，依然免不了“翻箱倒柜”。常有人问，这么多书，你看得过来吗？坦承说，大多不读，但许多书就是想买，就是想要，这也是一种“非理性”消费吧。

在这些书中，一些大学、甚至中学就有的书，一直未舍得处理。这类书以外国小说、现代派诗歌为主，直到工作后，还买过一些这类“文艺书”，那时毕竟年轻，心中还有“诗和远方”。现在，基本不买“文艺书”了。第二大类是一直对哲学、思想史感兴趣，硕士毕业时，甚至曾经有过考“西方现代哲学”研究生的打算。第三类，自然是自己的专业书籍，中国近代史书籍。由于常用，放在最方便位置。

现在整个家几乎都成为书房，但要找一些书，还要爬高下低。如果房间再大点，书架不要那么高，不要分两层，所有书都顺手可取，阅读的快感阈值一定大大增加，创作量也一定会大大增加。

刘苏里：我的私人阅读和购书，主要是非公共领域的，完全跟个人兴趣有关。但是做书店，就不得不面对公共阅读的层面，当然，这里也会有我私人阅读的选书品位在里头。

书店选书，对我而言是一种职业性阅读，翻阅式的，一本书两三个小时解决问题，至少做到“知其然”，不算真正的阅读。这几十年，中国人的私人阅读史离不开公共阅读的影响，不同时期都有对私人层面影响深远的公共阅读书籍。

回顾上世纪80年代公共阅读史，不得不提李泽厚的影响，他的“思想史三论”（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》《中国现代思想史论》）和“美学三书”（《美的历程》《华夏美学》《美学四讲》）几乎影响了整个中国知识界，还有何博传《山坳上的中国》，金观涛、刘青峰《兴盛与危机》，以及影响极大的夏伊勒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等等。

对个人而言，我喜欢木村久一、福赛斯、卢梭的作品，比如卢梭，读了他几本能找到的书。八卦一下《豺狼的日子》这本书。它是一本描写职业杀手刺杀戴高乐的纪实作品。我对杀手最后因戴高乐低头而射偏，有着巨大同情，但更对戴高乐的幸运表示欢呼。从此喜欢上戴高乐，他几乎单枪匹马在伦敦领导法国抵抗组织的英雄举动，着迷于他类似使性子般与雄狮一样的丘吉尔周旋，玩猫捉老鼠游戏，从不妥协让步的姿态。之后读了几乎所有关于戴高乐的书，他本人的《战争回忆录》《希望回忆录》，他女儿写的《我的父亲戴高乐》，科罗泽的《戴高乐传》，科耶夫写给戴高乐的《法国国是论纲》等等。后来新星出版社知道我喜欢《豺狼的日子》，再版时还给我寄了一本。

我的书房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。研究生毕业时是第一个阶段，当时分到一个40来平方米的房子，把大学7年攒的书集中到一起，第一次有了一个集中放书的地方。1987至1993年，是第二个阶段，这几年颠簸、流离，搬了几次家，在宣武、西城、海淀多处迁徙，有些流失。1993年开始办书店，是第三个阶段。当时在圆明园对面租了一个房子兼库房，终于把分散多处的书归笼了。和张焕萍结婚后，这些书就都搬到她家了；2004年买了现在这个房子，是第四个阶段。第一次有了一个固定的家，大量的书云集过来，还是放不下，书店库房里还堆着很多。

蔡天新：刚开始工作时，我住在校内的一个单人房间，14平方米，有个简陋的书架。那时还没有电脑，折叠的方桌既是餐桌，也是写字台。现在的书房也不大，不规则的五边形，两边是敞开的书架，一边是合拢的书柜，还有一扇窗户和一个落地门。实际上，我是一个在任何地方都能写作的人。

雷颐书房

绿茶：我们的一生，似乎都在坚持不懈地营造书房，如果让您形容一下自己的书房性格，会是什么性格？

刘苏里：书房的性格表现的是书房主人的阅读兴趣和品位，而不是摆设或收藏。我们不收藏书。止庵兄来看我的书房，说“品质不高，什么书都往里放”。这可能也跟我和焕萍的性格有关，跟我们多年开书店有关，——不能只读（翻阅）自己喜欢的，还要兼顾其他。

书太多，二层、三层都堆满了书。这样码书的结果是，过一阵就要发一次疯，想找的书找不着。我的阅读都是问题意识引导的，一段时间阅读一类书，把散落在书房不同角落的这类书搬到一起，集中来读。比如，俄乌战争，这时候我们不得不关心这个问题，于是集中读了很多关于两国的历史、文化、社会、经济等方方面面的书籍。

疫情期间，我们俩分别读了几十本关于流行病、瘟疫、医疗以及公共卫生等相关书籍。有些问题不是自找的，是自然生成的。还有更多问题是自己一直关注的，有些甚至持续关注几十年。像对美国、日本、英国等几个国家的关注；对古希腊、古罗马文明的关注；对政体转型、人群命运等问题的关注；对贸易、战争、移民、婚姻等等人类共同的命运问题的关注等等。

一言以蔽之，我们的书房应该是一个具有“关切、怀疑、解析、找答案 ……”等多重性格的书房。

蔡天新：我的书房窗外有一条十来米宽的小河，300多米处有一座一百米高的曲线形的小山。玻璃门外是阳台，有时会有小鸟飞来，停在晾衣架上。可以说，能看到一年四季的变化。

刘苏里书房

绿茶：在您的书房中，哪些书是一直跟着你的？或者说，它一直影响着您？

刘苏里：怎么走出始终走不出的困境，是我阅读的出发点，也是一种方法论。任何时代，任何时候，人类都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，每个个体也在应对自我的困境。美国历史学家阿德尔曼的《入世哲学家》是我以前读过，最近又拿出来重读的书。这本关于德国思想家赫希曼的长篇传记。这对当下的我们，有着很有力的鼓舞价值。同时又找出赫希曼的《自我颠覆的倾向》和《退出、呼吁与忠诚》，这两本书很好诠释了在我们面对不正义、不公、黑暗的时候，每个人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，给出了赫希曼式明确而合理的答案。

此外，文艺复兴也是我阅读的一个小主题。其中《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》让我很意外。我们惯常都认为文艺复兴是十四、十五世纪的事情，怎么有个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呢？看了才知道，早在十二世纪时，教会就在翻译、出版、传播知识文化，奠定了后来文艺复兴的基础。以前看书，有过“十二世纪文艺复兴”的提法，但专著论述，还是第一次看到，很新奇。这些年关于文艺复兴的书出了很多，像《剑桥文艺复兴史》《文艺复兴全史》《北方文艺复兴艺术》等等。最近集中把这些书一口气过了一遍，让我对所谓“黑暗的中世纪”有了新的认识。

茨威格的《昨日的世界》，对我触动很大。为什么呢？茨威格所谓的“昨日的世界”是什么时候？1815-1914年，这一百年的承平时代，欧洲几乎没有战争，成为欧洲的大发展最重要的一百年，之后的一战、二战，使文明进程受到极大挑战。想想百年承平是什么概念？它不仅是个和平年代，更是一个西方生活方式得到丰满、固定成型的年代。茨威格的潜台词是，它再也不会回来了。1942年他在流亡巴西期间自杀身亡，让我一下子想起王国维的自尽 ——养育他们的文化面临毁灭，生命还有什么意义？

蔡天新：说实话，书房和书并没有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心境。离书桌最近的书架，通常是用得最多的，也是最凌乱的。

绿茶：无疑，每个读书人都面临书房过度拥挤的问题，您如何优化和处理书房里的书？

蔡天新：有时卖旧报纸和纸板箱时，也会扔掉一些赠书和旧杂志，既然电话叫来收废品的师傅，怕卖少了不好意思。

绿茶：可否请您描述或想象一下，您理想的书房是什么样子的？

蔡天新：这个问题没想过呢。或许在海边，或岛上？如果书房再大一点，能容纳一个或一对沙发那自然是最好的。

绿茶：最后，我们不得不面对书房的归宿问题，您有想过这个问题或有什么解决方案吗？

雷颐：我的书，纯粹是为用而买而藏，不讲版本，不讲品相。历史上那么多著名的藏书家，最后还不都散了吗？到读不动、写不动那一天再说吧。

刘苏里：书房里的这些书，它们的归宿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问题。焕萍一直有一个想法，做一间图书馆式的“学术旅馆”，实行会员制，有住店学者和作家，举办学术沙龙、读书会，让这些书在另一个层面发挥作用。到那时，我们得真正退休了。

蔡天新：其实归属已经不重要了，把想说的都写进书里，书房也就完成了使命。当然，有些幸运的作家有个文学馆或其他什么场所来收藏。